黄雀记:为什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多为陕西和河南人？

谢邀黄雀记。

茅盾文学奖，是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最高文学奖黄雀记。就获奖作品来说，它遴选的作品代表着某一时期中国文学的较高水准，这一点儿是无疑的；如果说它遴选的作品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，恐怕总会有几个人不服，毕竟文无第一。就获奖作家来说，一旦某人凭借某部作品摘取茅奖，往往也会有一小撮人持异议，毕竟文人相轻（主要是没骨气的作家和业余的评论家）。就奖项本身来说，其评奖程序和授奖尺度等多有诟病，客观上有遗珠之憾（错失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），但这可以理解，毕竟是人在以人的尺度评论人。总体而言，茅奖做到了相对公平，我们应该尊重它以及它的结果。

回到您问题本身。经查资料，茅奖已举办九届（1977-2014），四年一届（自1995年第五届始），有43部作品获奖（含萧克黄雀记、徐兴业两部荣誉奖，另张洁两度获奖，孙力、余小惠夫妻合著一书），说实话，大多数作品恐怕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，真正常销、畅销的作品不多，个中原因并非全然是作品生命力的问题，恐怕更多的是商业推广不够、国人不爱读书或者青少年更钟情于泛娱乐化文字（深层原因不赘述）。

初步统计，纵观九届茅奖，就地域来说，河南获奖最多，共7人7部，分别是魏巍（河南郑州《东方》）黄雀记、姚雪垠（河南邓县《李自成》）、李准（蒙古族、河南洛阳《黄河东流去》）、柳建伟（河南南阳《英雄时代》）、周大新（河南邓州《湖光山色》）、刘震云（河南新乡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）、李佩甫（河南许昌《生命册》）；陕西次之，共4人4部，分别是路遥（陕西清涧《平凡的世界》）、凌力（陕西延安《少年天子》）、陈忠实（陕西西安《白鹿原》）、贾平凹（陕西商洛《秦腔》）。在茅奖的范围内看，获奖人数和作品份量权衡，河南和陕西的确难分伯仲。补充一下，山东也很嚣张，共4人4部，分别是刘白羽（山东青州《第二个太阳》）、刘玉民（山东荣成《躁动之秋》）、张炜（山东龙口《你在高原》）、莫言（山东高密《蛙》）；江苏同样生猛，共5人4部半，分别是余小慧（女、江苏扬州《都市风流》与夫合著算半部）、王火（江苏如东《战争和人》）、毕飞宇（江苏兴化《推拿》）、格非（江苏丹徒《江南三部曲》）、苏童（江苏苏州《黄雀记》）。当然，统计可能有误有漏，比如作家的原籍、出生地、居住地、工作地、作品创作地等，但大体如此。

中国有文史不分的传统。从初略的统计中可以看出，河南黄雀记、陕西、山东、江苏，皆为传统文化厚重且文脉绵延之地，颇具代表意义。

先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，是地理以及文化上的“中原”核心区，有相关“中国”二字最早的记载、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记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（洛阳）之事的何尊，上有“宅兹中国”的铭文（目前此为“中国”一词的最早来源，意为在洛阳建都，只引用主流观点不争议考古文史）。抛开上古时期未经证实的神话传说，可以说，因为夏商周（东周）三代将近1500年的存在（公元前约2070年夏立至公元前256年周亡，再减西周275年国祚），使得河南处在中华文明序列的最前端，当然后续的河南还曾经做过中国“中”。再说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，因为（西）周秦汉唐等13个朝代的存在（西安1100多年建都史3100多年建城史），可以说将华夏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汉唐气象里所蕴藏的文治武功，更让中华民族成为了世界舞台上当仁不让的主角。那真的是一个雄壮的时代，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，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，那个时代绽放了中华民族积蓄已久的能量，那个时代造就了一片高尚的精神领地，从而给了后世“汉家”“唐人”这样永恒的身份和无比的荣耀，给了你、我、他、我们每个人铁血的骨气和开放的胸襟，让我们可以长久地称雄于世。再说山东，孔孟之乡了不得，赫赫宗周在这里被继承，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“传统”二字，孔孟贡献了内核。不要以偏概全地言必称封建糟粕、精神枷锁，我们不能以完全的现代人的眼光去评判古人或史事，那是不自信且不负责的。单说一点，如果思想领域、精神层面没有以儒家（为代表的）思想作为正统并且后世不断丰满，我们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，伟大而坚韧的力量不会蓄藏在民间，很可能秦一世之后的汉二世会昙花一现，不会再有隋三世、唐四世至于万世（默默地给始皇帝翻个身）。最后说下江苏，这个地方我喜欢，也在南京待过两年，喜欢它主要是因为杏花烟雨的江南，它能够种进心田并且可以耐受七情六欲的翻耕。这种地域文化（苏南浙北，茅盾先生家乡浙江嘉兴桐乡也在此区域）是极其细腻柔美的，能细过柳梢的风，能腻过娇娘的唇，能柔过太湖的水，能美过少年的梦。幸好中国有这么一块不苍劲不铁血的地方，有这么一块像春衫上的绣花一样华丽丽的地方，否则我们的人文版图真是金瓯缺，我们的精神世界真是魂无魄。

为什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多为陕西和河南（山东、江苏）人？

我想大家明白了，是因为这些地方有着厚重、绵长、热烈、纯粹的人文底蕴，这里的时空承载着很多能够生发人心、净化灵魂的东西，纯粹的东西，根本的东西。这些地方始终是要出文学大家以及有风骨有大道担当的人的（当然也会滋生民间草莽），就茅奖而言，即便不是现在这些人也会有另外的人横空出世。好吧，再展开一些说几句，这就涉及到了国人的“传统”观念与“乡土”情怀。

什么是传统？什么又是乡土？所谓传统，即是人文观念和民族情感的集成。所谓乡土，是世代人心和生存空间的呼应（懒，只抛概念，纯属个人见解，不赘述，能悟则悟吧）。

关于传统观念与乡土情结，每个中国人天生具备，尤其是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河南与陕西。看历届茅奖作品，会很清楚地看到它是比较倾向于乡土题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，俗话说“厚重的大部头”。文学是人学，文为时而作，也为史而作。从这个层面说，河南和陕西那些放眼家国、有民族情怀、观念纯正的作家的确“占了便宜”。文学是从孤独走向纯粹的路，创作即是修行（非宗教意项），能够获得茅奖实则是因为他们为中国文学做了贡献，毕竟经典的文学作品，是民族智慧的结晶，而伟大的作家，当是民族的脊梁。插一句，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观念和文学作品，用西方的理论来看是费解甚至无解的，因为越中国越传统，难亲和于西方。

最后，不再从陕西、河南作家的个人经历、创作过程、时代环境等层面以及思想性、文学性、艺术性等领域（个人层面和作品层面）进行解读了，因为我只看过其中的《平凡的世界》和《白鹿原》，所知所懂所得不过是皮毛（这真得谦虚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余华，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家，其人其作，绝不逊于获奖作家（当然，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两个或者三几个喜欢的作家，那是您心中的无冕之王）。值得再提的是，茅奖并不能覆盖新中国文学的全部，欢迎大家翻看1977年之前的作品，尤其关注一下“17年文学”。

想到哪写到哪，也懒得查证推敲编辑了，反正字也不少了。